第一步：辨病位——确立辨证的空间坐标
“辨病位”位列九步之首，此乃胡希恕辨证体系之铁律。一切分析，必先明病变反应之所在。胡老明确指出，人体患病后，症状反应之部位，“约言之，则表、里、半表半里三者而已”。 此三者，是基于人体结构与功能对抗病趋势的客观归纳，是疾病存在的空间基础。
1.表证之辨：胡老定义“表”为“体表，即由皮肤、肌肉、筋骨等所组成的机体的躯壳”。 表证之特征，在于正邪交争于体表，欲借汗出而解。其典型脉症为“脉浮、头项强痛而恶寒”。 此非指某一具体疾病，而是多种疾病（如感冒、流感、风湿初起）在体表共有的反应规律。辨识表证，关键在于抓住“恶寒”一症。胡老强调：“太阳病之恶寒，乃人体欲借发汗之机转，自体表以解除疾病而不得解除之象。” 同时伴有脉浮、头身疼痛等体表气血充盈、抗邪于外的征象。
2.里证之辨：胡老定义“里”为“机体的极里面，即由食道、胃、小肠、大肠等所组成的消化管道”。 里证之特征，在于正邪交争于消化道内，欲借吐、下等方式从里排出。其反应集中于胃肠功能，如“胃家实”（阳明病）之腹满、便硬、潮热、谵语；或“腹满而吐，食不下，自利益甚”（太阴病）之虚寒下利。辨识里证，需着眼于消化、排泄功能的异常，以及脉沉、不恶寒（但热或但寒）等病位在里的反应。
3.半表半里证之辨：此为胡老对八纲理论的关键发展。他指出，在表、里之间，尚有一广阔区域，即“胸腹二大腔间，为诸脏器所在之地”。 病邪反应于此，机体欲借诸多脏器协同作用，通过呼吸、大小便、出汗等多渠道解除疾病，而未得解除，便形成半表半里证。其证候复杂，特点为“既无表证，又无里证”，常现“口苦、咽干、目眩、往来寒热、胸胁苦满、心烦喜呕”等症。 辨识之要，在于排除典型的表证（恶寒发热并见）和里证（但热不寒或但寒不热之胃肠实象或虚寒象），其病位既不在躯壳之表，亦不在胃肠之里，而在其间脏腑所居之地。
临床操作时，医者需统观全部脉症，判断其反应集中趋势。若以恶寒发热、身痛脉浮为主，则病位在表；若以但热不寒或但寒不热、腹满便结或下利清谷为主，则病位在里；若症状纷繁，寒热往来，口苦胸满，而无明显表、里特征证，则病位在半表半里。此步判断至关重要，因它直接决定治疗大法之方向：表者汗之，里者或清或温或下或补，半表半里者和解之。病位一错，治法全非。
第二步：察病性——判定反应的根本态势
确定病位后，紧接着须判定在此病位上，人体机能反应的根本态势是“太过”还是“不及”，即属“阳”还是属“阴”。此即“察病性”，是决定治疗战略方向的总纲。
胡希恕先生对“阴阳”的定义，彻底剥离了玄学色彩，直指机体反应状态：“阴指阴性证，阳指阳性证。人如患了病，未有不影响机体的机能改变的……而其改变，不是较正常为太过，便是较正常为不及。如其太过，则患病的机体亦必相应要有亢进的、发扬的、兴奋的等等这类太过的病证反映出来，即称之为阳证。如其不及，则患病的机体亦必相应要有衰退的、消沉的、抑制的等等这类不及的病证反映出来，即称之为阴证。”
此定义至关重要，它指明：
1.阴阳是“证”的属性，非抽象哲学：是具体证候所反映出的机能亢奋（阳）或沉衰（阴）的状态。
2.阴阳是相对“正常”而言：是疾病状态下与健康状态比较的“太过”与“不及”。
3.判断依据是客观脉症：如发热、口渴、脉数有力、精神亢奋等属“阳”之象；无热恶寒、四肢厥冷、脉微细、精神萎靡等属“阴”之象。
在具体病位上，阴阳各有其典型表现：
·表证：发热、恶寒、脉浮紧有力者，为表阳证（太阳病）；无热、恶寒、脉沉微细者，为表阴证（少阴病）。
·里证：发热、不恶寒、反恶热、便秘、脉沉实者，为里阳证（阳明病）；腹满、吐利、不渴、脉沉弱者，为里阴证（太阴病）。
·半表半里证：口苦、咽干、目眩、往来寒热、胸胁苦满、脉弦者，为半表半里阳证（少阳病）；消渴、气上撞心、心中疼热、饥而不欲食、脉微细或沉弦者，为半表半里阴证（厥阴病）。
“察病性”之所以紧接“辨病位”之后，是因为同一病位，可呈现截然相反的两种反应态势。仅知病在表，不知是太阳还是少阴，则汗法之用，或用麻黄、桂枝之阳剂，或用麻黄附子细辛之阴剂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故胡老强调：“病位必因有病情的反应而反应，病情亦必反应于病位。” 此步是承上启下之关键，由空间定位进入性质定性，为后续精细分析奠定基调。
第三步：详病情——于阴阳框架下析寒热虚实之具体
定下病位与病性（即阴阳）之总纲后，辨证尚未结束。因同属阳证，有热盛者，有实结者，有热实并存者，亦有虽阳而虚者；同属阴证，有寒盛者，有虚极者，有虚寒并存者，亦有寒实结聚者。故必须进一步分析“寒、热、虚、实”这四种具体病情在当下证候中的组合与主次。此即“详病情”。
胡老对此有精辟论述：“寒和热，虚和实，均属阴阳中的一种特性。” 此言道破“病情”与“病性”之关系：寒热虚实是从属于阴阳总纲的具体特性。其中，“寒热有常”，即热性必属阳，寒性必属阴，此为其恒定规律。“虚实无常”，即虚、实本身无固定阴阳属性，需视其所结合之寒热而定：虚与热结合（虚热）属阳，虚与寒结合（虚寒）属阴；实与热结合（实热）属阳，实与寒结合（寒实）属阴。
在临床操作中，此步需在已确定的“阴阳”框架内进行：
·于阳证框架下：辨析其是“纯阳证”？是“阳热证”？是“阳实证”？是“阳热实证”？还是“阳热虚证”？
·于阴证框架下：辨析其是“纯阴证”？是“阴寒证”？是“阴虚证”？是“阴寒虚证”？还是“阴寒实证”？
辨识要点在于综合脉症：
·寒热：主要依据患者主观感觉（恶寒、恶热）、客观体征（四肢冷暖、渴否、二便情况、舌苔色泽）及脉象（迟、数）等判断。
·虚实：主要依据脉象之有力无力、病程之久暂、体质之强弱、按诊之喜拒（腹痛喜按为虚，拒按为实）、以及精气神状态（虚者萎靡，实者虽病而精神不衰）等判断。胡老特别指出：“虚者，精气虚（即人的虚）；实者，病气实（即邪的实）。”
“详病情”是连接宏观病性（阴阳）与微观方证的关键桥梁。它使辨证从“太阳病”这样的类型诊断，细化到“太阳病，发热，汗出，恶风，脉缓者”（表阳虚证）或“太阳病，头痛，发热，身疼，腰痛，骨节疼痛，恶风，无汗而喘者”（表阳实证）等具体证候格局，为下一步探寻有无特异病理产物及最终选方，提供了精确的靶向。
第四步：析“三毒”——探寻发病之根本与方证鉴别之眼目
完成病位、病性、病情之辨析，已能形成“某某某证”之诊断（如“表阳实证”、“里阳实热证”）。然胡希恕辨证之终极追求，非止于“证型”，而在于“方证对应”。许多关键方证之区别，往往在于有无“瘀血、水饮、食毒”此三种病理产物的参与。胡老视此三者为“发病的根本原因”，是构成特异性方证的核心要素。 故在八纲辨析之后，必须专门进行“析三毒”这一步，此为抵达“方证对应”尖端之必经之路。
1.瘀血：指血液运行不畅，离经之血或蓄积体内之血。胡老在讲解《伤寒》《金匮》时，对瘀血证论述甚详。其辨识要点在于：①疼痛固定、刺痛；②肿块、癥积；③出血色暗有块；④肌肤甲错、面色黧黑；⑤舌质紫暗或有瘀斑，脉涩。如桃核承气汤证之“少腹急结”、抵挡汤（丸）证之“少腹硬满”、桂枝茯苓丸证之“癥块”等，瘀血为关键病机。
2.水饮（水毒）：指体内水液代谢失常，停聚成患。此为胡老所着重强调，几乎贯穿六经各篇。其辨识要点在于：①眩、悸（头眩、心下悸、脐下悸）；②咳、喘、呕、吐、涎沫；③小便不利、水肿；④舌苔水滑、脉弦或沉弦。如苓桂术甘汤证之“心下逆满，气上冲胸，起则头眩”；真武汤证之“心下悸，头眩，身瞤动”；小青龙汤证之“心下有水气，咳而微喘”等，水饮为核心病理。
3.食毒（宿食）：指饮食不节，宿食停滞于胃肠。胡老在论及阳明病、太阴病时常提及。其辨识要点在于：①脘腹胀满疼痛，拒按；②嗳腐吞酸，或呕吐酸腐食物；③大便不通或泻下臭秽不爽；④舌苔厚腻，脉滑实。如大承气汤证之“腹满痛，绕脐痛”；瓜蒂散证之“胸中痞硬，气上冲咽喉，不得息”因宿食与痰涎壅塞所致。
此步之操作，并非在八纲之外另立系统，而是在前述“病情”分析，尤其是辨“实”之时，需格外警惕与深究：此“实”是何种邪实？是热结？是水结？是血结？是食结？抑或相互兼夹？例如，同见“少腹硬满”，若伴“小便自利，其人如狂”，则为瘀血（抵挡汤证）；若伴“小便不利，口渴”，则为水结（五苓散证等）。同见“心下痞硬”，若伴“干噫食臭，胁下有水气”，则为水食交结（生姜泻心汤证）；若为“按之石硬，脉沉紧”，则为水热互结（大陷胸汤证）。
“析三毒”是辨证深化的体现，是方证鉴别之眼目。忽略此步，则辨证仅得大概，选方易失精准。胡老之所以在八纲、六经之后，反复强调方证对应，正是因为许多方证的特异性，就体现在对“三毒”的针对性治疗上。此步要求医者于四诊时，心中常存此三物，对相关指征保持高度敏感。
第五步：定六经——病位与病性的自然合成
经过前四步辨析，病位（表、里、半表半里）与病性（阴、阳）均已明确。将此二者结合，便自然得出“六经”诊断。此即胡老“六经来自八纲”之直观体现。
·表阳证= 太阳病
·表阴证= 少阴病
·里阳证= 阳明病
·里阴证= 太阴病
·半表半里阳证= 少阳病
·半表半里阴证= 厥阴病
此步看似简单，实为前两步（辨病位、察病性）的逻辑结果与阶段性总结。它并非在八纲之外另起炉灶，而是用传统的“六经”名目，对“病位+病性”这一组合进行命名，便于学术传承与交流。胡老明确指出：“六经之名，虽源自《伤寒论》，然其实质，不过是表、里、半表半里各有阴阳两种病型，三而二之，则为六经。”
在“九步法”中，此步承上启下。它既是对前四步初步分析的一个概括（尤其是前两步），又为后续确立治法（第六步）提供了经典的纲领性指导。例如，定为“太阳病”，则治疗大方向不离“发汗解表”；定为“少阴病”，则大方向为“温阳解表”；定为“阳明病”，则大方向为“清里或攻下”；定为“太阴病”，则大方向为“温中补虚或温下”；定为“少阳病”，则大方向为“和解”；定为“厥阴病”，则情况复杂，但总以“调和寒热，扶正达邪”为要。然需切记，此“六经”是“证”之分类，是疾病反应的六大类型，非经络脏腑之谓。此步诊断，仍属“类型诊断”，尚未具体到处方。
第六步：明治法——据病位、病性、病情确立治疗原则
“法随证立”。在明确六经（即病位与病性）并详细病情（寒热虚实）之后，治疗的基本原则（治法）便应运而生。此步是连接诊断与选方的枢纽。
治法的确立，直接源于前三步的分析：
1.据病位定治法大方向：此为第一原则。胡老强调：“病在表，治当发汗；病在里，治当或清或下或温补；病在半表半里，治当和解。” 此即“汗、和、下”三大法之来源。表证禁吐下，里证禁汗，半表半里禁汗吐下，乃定法。
2.据病性（阴阳）定治法基调：阳证，总以祛邪为主，抑其亢奋（抑阳）；阴证，总以扶正为主，振其沉衰（扶阳）。故阳证之汗、清、下、和诸法，皆在祛邪；阴证之温、补，意在扶阳（即扶助机能）。
3.据病情（寒热虚实）定治法细则：
·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：辨明寒热，是选用温热药或寒凉药的依据。
·虚者补之，实者泻之：辨明虚实，是决定用补益药或攻逐药的依据。
此外，还需考虑“三毒”对治法的特殊要求：有瘀血者，常需活血化瘀；有水饮者，常需利水化饮；有宿食者，常需消食导滞。这些治法常与上述八纲治法相结合。
胡老在讲座中反复申明“随证治之”的原则，此“证”即包含了病位、病性、病情、病理产物全部信息。明治法，即是根据这些信息，推导出正确的治疗策略。例如，面对一个“发热、恶寒、无汗、脉浮紧、身疼痛”的患者，经辨析为“表、阳、实”，治法即为“（抑阳）汗”；若此人兼有“口渴、烦躁”，则病情中兼“里、阳、热”，治法需调整为“（抑阳）汗、清”（大青龙汤法）。治法虽由分析得出，但它直接指引着下一步的选方。
第七步：准方证——辨证的尖端与终极目标
前六步一切分析之最终归宿，在于“方证对应”。胡希恕先生将“方证对应”誉为“辨证的尖端”，指出“中医治病有无疗效，其主要关键就在于方证是否辨的正确”。 “准方证”此步，即是整合前六步全部信息（病位、病性、病情、三毒、六经、治法），在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所载方剂中，寻找与当前患者所有脉症高度契合的那个特定方剂的适应证。
此步是辨证过程中最精微、最考验功夫的一环。它要求：
1.全面对照：将患者脉症与方证条文进行整体对照，而非症状的机械堆砌。胡老强调：“方证是方药的适应证，此证是由症状反应出来的，而不是症状的随意组合。” 例如，桂枝汤证是“发热、汗出、恶风、脉缓”这一组特定脉症的整体反应模式，缺一不可，或虽有汗出但脉紧，则非桂枝汤证。
2.抓住主证：每个方证有其最具特征性的主证。如小柴胡汤证之“往来寒热，胸胁苦满，默默不欲饮食，心烦喜呕”；大承气汤证之“痞、满、燥、实、坚”。主证是选用该方的关键指征。
3.重视兼证与或然证：许多方剂条文下列有或然证，提示该方证可能出现的变局。如小柴胡汤证可见“或胸中烦而不呕，或渴，或腹中痛，或胁下痞硬……”等，这提示在使用小柴胡汤时，可根据具体兼证进行化裁（但主证必须存在）。
4.参考“三毒”特异性指征：许多方证的特异性，正在于针对某种“毒”。如桃核承气汤证之“少腹急结”提示瘀血热结；五苓散证之“小便不利，渴欲饮水，水入则吐”提示饮停于内（里）；瓜蒂散证之“胸中痞硬，气上冲喉咽”提示痰食壅塞胸膈。这些指征是方证鉴别的重要依据。
5.遵循“有是证，用是方”：无论西医诊断为何病，只要脉症反应符合某方证，即可用之。此即胡老所倡“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”的实践体现。
“准方证”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，是理性分析（前六步）与经验传承（仲景方证）的最终交汇。它要求医者不仅熟记条文，更要深刻理解每个方证背后的病机（即前六步分析所揭示的），做到心中有数，灵活而不失规矩。
第八步：处方药——方证对应的具体落实
方证既准，处方用药便是水到渠成之事。此步虽看似简单，然亦有其法度，关乎疗效。
1.严格遵循原方配伍与剂量比例：经方之所以效如桴鼓，在于其药物配伍与剂量比例经历了千百年临床锤炼，蕴含着极深的药理与合和之道。胡老非常重视原方的组成与剂量比例。除非有明确的兼证需要加减，否则应尽量使用原方原比例。例如，桂枝汤中桂枝与芍药等量，一散一收，调和营卫；小柴胡汤中柴胡用量独重，以解半表半里之邪。随意更改比例，可能使方义尽失。
2.剂量斟酌，因人因时因地制宜：经方剂量需根据患者体质、年龄、病情轻重、地域气候等因素进行斟酌（此等因素皆在患者当前刻下脉症反应中）。胡老在讲座中常根据临床实际调整剂量，但核心比例不变。对经方剂量折算，胡老有其经验，但总以患者服药后“瞑眩”而病解为度，强调“中病即止”。
3.煎服法至关重要：仲景方后注的煎服法，是方证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不可忽视。如麻黄汤“先煮麻黄，去上沫”；桂枝汤“服已须臾，啜热稀粥一升余，以助药力”；大承气汤“得下，余勿服”；小柴胡汤“去滓再煎”等。这些方法直接影响药效的发挥与安全性。
4.化裁须有依据：方证需要化裁时，应严格遵循仲景所示或符合方义。如桂枝汤证兼项背强几几，加葛根（桂枝加葛根汤）；兼喘，加厚朴、杏子（桂枝加厚朴杏子汤）。胡老反对随意堆砌药物，强调加减必有对应之证。
此步要求医者不仅“准方证”，还要“精处方”，将理论上的方证对应，转化为实际中具体、精准的药物干预。
第九步：慎宜忌——确保疗效的最后一环
处方既出，并非万事大吉。服药前后的调护禁忌，直接影响药效，甚至关乎安危。仲景书中，几乎每个方剂后都有详细的“将息及禁忌”，胡老在讲解中亦反复强调此点。“慎宜忌”是“辨证九步法”的收官之笔，体现了中医“治养结合”的全程管理思想。
主要宜忌包括：
1.饮食宜忌：服药期间，常需忌食生冷、粘滑、肉面、五辛、酒酪、臭恶等物，以防助邪或妨碍药力。服桂枝汤后需“啜热稀粥”，以助汗源；服十枣汤需“得快下利后，糜粥自养”。
2.调护方法：服发汗剂后需“温覆”（加盖衣被）以助汗出；服泻下剂后需观察大便情况，“得下，余勿服”；服桂枝汤后要求“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，不可令如水流漓”。
3.禁忌提醒：明确告知患者哪些行为需避免。如“疮家”、“衄家”、“亡血家”不可发汗；淋家、汗家等有特殊禁忌。
4.预后判断与应变：告知服药后可能出现的正常反应（如瞑眩）与异常反应，以及下一步该如何处理。如“初服桂枝汤，反烦不解者，先刺风池、风府，却与桂枝汤则愈”。
此步虽在最后，却与疗效环环相扣。忽略宜忌，可能使前功尽弃，甚至变生他证。胡老在临床中对此极为重视，常详细嘱咐患者，体现了其严谨负责的医风。